耋龄中医颂华诞,难得高士

来源:http://www.takasugifarm.com 作者:典籍 人气:78 发布时间:2019-12-04
摘要: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通过余云岫等人公然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引起全国中医界的强烈反对。由15个省、132个团体组织联合公推谢利恒、陈存仁等5人为首的赴京

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通过余云岫等人公然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引起全国中医界的强烈反对。由15个省、132个团体组织联合公推谢利恒、陈存仁等5人为首的赴京请愿代表团,使废止中医的阴谋未能得逞。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纵观卫生工作的发展历程,喜看中医事业的发展变化,对比今昔,感慨万千!

民国成立后,西方医学以科学的名义占据了主流,中国传统中医被逐渐边缘化,甚至还有人提出了废除中医的极端言论。在这种形势下,中医地位一落千丈,1929年,中医界推举代表赴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对待祖国传统医学。

儿女性情,英雄肝胆,神仙手眼,菩萨心肠。这四句话是做一个好医生的必具原则,要遵而行之。 ——章次公

实际上,一般的读者恐怕不甚了解,中医之争绝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早在约75年前,中医就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风波,这就是1929年的“废除中医案”事件。

欢庆六秩日,回首甚堪惊。旧邦媚外,掀起消灭中医风。诬蔑荒唐怪诞,阻遏科学前进①,障碍应除清。请愿团云涌②,震慑遂收兵。 中医案,编入宪,合邦情。众多经典,须发掘整理提升。古义新知融会③,中西珠联璧合,比翼共飞腾。特色中医术,尚待勇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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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梅4858mgm ,章次公(1903—1959),江苏省镇江丹徒大港镇人。现代杰出的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原名吕光,字合子。后易名成之,号之庵,字次公,以字行世。师从名医丁甘仁、曹颖甫及国学大师章太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行医沪上;参与创办并执教中国医学院、上海国医学院。1955年应召赴京任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兼任中南海保健工作,曾多次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看病。历任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务委员等职。

近年来, 关于中医的生存和发展、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关注和讨论都很多,而且这种讨论不限于医学界内部,而是与现代与传统、科学与非科学等话题纠缠在一起。本报今年7月4日曾就这个话题做过报道。实际上,一般的读者恐怕不甚了解,中医之争绝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早在约75年前,中医就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风波,这就是1929年的“废除中医案”事件。近日,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左玉河先生对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历史意义进行了全面的考证,本报特约请左先生撰成此文,以供关心中医问题的读者参考。

注:

“废止中医案”

章次公精研医书经典及诸家学说,于伤寒学造诣尤深。提倡“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临诊主张运用中医之四诊、八纲、辨证论治,兼采现代科学诊断手段,“双重诊断,一重治疗”,提高疗效。对温热病的治疗有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经验,对内科杂病及妇科病的治疗有很深的造诣。用药则博采众方,无论经方、时方、单方、验方乃至草药,兼收并蓄,机动灵活,注重实效,尤其善用虫类药物,每收显效。

晚清时期,西方医学大规模输入中国。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为特征的西方医学,显然是以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寸关尺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医学无法抗衡的。西方医学作为“新学”重要科目纳入新式教育体制后,西医教育、西医理论及西医从业人数均呈迅速发展之势。到20年代初,西医队伍基本形成,西医势力迅速扩大,逐渐成为足以与中医相抗衡的力量。原本统一的医界,遂分为中医与西医两大“疆界”。

① 据《中国医学史·近百年的中国医学》(上海科技1984年版111页)“旧中国对祖国医学的摧残及中医界的反抗”文之大意。

1929年2月底,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卫生会议,与会者包括各地的卫生局长、各省的医院院长、国立省立医学院的院长以及各地的着名西医——耐人寻味的是,这次会议竟然没有一个中医参加。在这种情况下,会议通过了一个“旧医登记案”,规定所有未满五十岁从业未满二十年的中医从业者,均须经卫生部门重新登记,接受补充教育,考核合格,由卫生部门给予执照,方才准许营业。而五十岁以上的中医,营业对象也有限制,且不许宣传中医,不许开设中医学校。

著《药物学》4卷,多发前人之未发,补古人之未逮;撰有《张仲景在医学上的成就》《中国医学史话》等有关医史论文;尚有《诊余抄》《中西医学名词对照》及其他论文20余篇;另与徐衡之合辑《章太炎先生论医集》;晚年拟修订《历代医籍考》,校勘《黄帝内经》,未竟病逝。《章次公医案》《章次公医术经验集》系其门人集体搜集,朱良春整理出版。

中西医学毕竟属于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局面必然导致两者间的对峙与冲突。在五四新旧思潮激烈冲突中,知识界批评中医愚昧落后之声日渐高涨,西医界也公开与中医界决裂,医药界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对峙阵营。1916年,余岩撰写《灵学商兑》,率先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批评;1920年,余氏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得到了杜亚泉、恽铁樵的回应,引发了1920年初关于中医理论之争。但无论是1920年的余杜之争,还是1922年之余恽之争,均局限于学理上的探讨,并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

② 1927年3月17日以谢利恒为首的代表团赴京请愿,得到全国各地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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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中医界谋求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却因受西医界抵制而流产。此事导致中西医界关系迅速恶化,两大阵营间水火之势渐成。西医界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是新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是“新旧之争”,先进与落后之争;而中医界称自己为国医,称西医为西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中西之争”。中医界对西医的攻击难以冷静与客观,而西医界之激进人士对中医界之批评更近乎苛刻。双方讥讽之言与谩骂之词日趋激烈。故1925年以后,中西医界的争论,逐渐由学理讨论泛化为意识形态争论。在西医界看来,中医不管是其理论还是其实践,均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是科学的对立面。中医被等同于迷信与巫术,行医者是“依神道而敛财之辈”。中医成了阻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首。而中医界对于西医界的反击之声也不绝于耳。双方难以忍受指责,难以再平等、公正、冷静地研讨学理。在中医界看来,中医理论上尽管有缺失,但却有治疗的实效,并非如西医指责的那样落后迷信。而在西医界看来,中医已经固步自封、不可救药,必须加以废止。在科学主义高扬的思想背景下,难以为近代科学所证明的中医,同样难以在科学上找到依据,因而也就不具备合法性。学理上不具有科学性,自然在现实中就缺乏生存合法性。于是乎废止中医,便成为合乎逻辑、合乎时代潮流之事。

③ 据1938年先贤章次公先生所题“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之遗训隐括。见朱良春编著《章次公医术经验集》2001年1版3次印之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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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公12岁由父亲授《黄帝内经》《伤寒论》等,15岁丧父,母亲靠种菜卖菜抚育他成长,1920年考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28年,章次公成为章太炎弟子。他出于对太炎先生的敬仰,取“次公”为字。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围绕着“废止中医”问题,余岩、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其所列废止中医之具体办法,将目标锁定在根除中医之生存基础上:尽管不立即禁绝中医,但通过中医登记,听任年老中医其老死,不准办学而使中医界后继无人,以达到中医自然消亡之目的。这种釜底抽薪之策,真可谓老辣而阴狠。

余云岫和其着作 《灵素商兑》

章次公不因循守旧、墨守成法,虽先后在母校及中国医学院执教,然而他觉得两校环境均不能充分发挥其志向,遂于1929年,与徐衡之、陆渊雷3人创办上海国医学院。除中医必修课外,另添加西医基础医学等。力主中医要科学化,抛弃中西医成见,采取中西医结合,重实际而不尚空谈。各科讲义内容多用现代科学解释古代医学经文,使学生耳目一新,颇有吸引力。上海国医学院开办仅3年,培养学生百余人。

考虑到余岩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最后通过之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其实施办法则显得和缓许多。该议案规定了废止中医之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这便是著名的“废止中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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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公先后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中国医学院等学校授课,讲授药物、时病、杂病等。数十年后,弟子王玉润回忆当年的上课情景:“记得第一次见到章次公先生是在课堂上。当这位新来的药物学老师站在我们面前时,我不由大失所望,那么矮的个头,身上的长衫像是几年没洗过,戴着一副眼镜,真是有些呆相。只见他二话没说,便在黑板上吃力地写下‘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八个大字,这便引得我们很想听听他有何许高见。没想到这么一个‘呆人’讲起话来有苏北口音,却口若悬河。从《黄帝内经》一直讲到《本草纲目》,一个个药名,一个个方子讲得头头是道,同学们不由叹道:‘这先生好记性!’”

尽管如此,议案一旦实施,中医之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也正因如此,中央卫生会议所通过的议案及余岩之提案公布后,立即遭到了以陈存仁、张赞臣为代表的上海中医界的强烈反抗,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提出这项议案的是浙江镇海人余云岫,时任中国医学会上海分会会长,是着名医学家,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1905年赴日留学,1908年进入医科大学学医,他把西洋医学和中医学两相对比后发现后者相形见绌,于是发出了“长习新医,服膺名理”的感叹,立志以医学革命为毕生追求。回国后余云岫到上海行医,1917年出版了《灵素商兑》一书,认为中医古籍《黄帝内经》“无一字不错”,中医“不科学”,“靠暗示的效果”,“精神的作用”,“和催眠术差不多”,书中还充满了譬如“杀人的祸首”,“坚决消灭中医”等激进的话。

章次公认为,古人医案中,在治效方面有很多渲染浮夸之处,不能尽信,尤其失败病案,百难得一。因此,在教学中,他既说成功经验,也讲失败教训。自己的医案亦如此,治疗无效的也毫不掩饰,全案编入,跟学生一同研讨失败原因,引为戒鉴。他将自己失败的医案,详叙始末,汇编成《道少集》与《立行集》。名家高手亦难免误诊误治,如何对待失手,可看出医家心胸。章次公说:“对待别人固可隐恶扬善,若以对待他人之法而原谅自己学术上之错误,此必沦为无行之庸医。”他不讳己过,不计毁誉,彰显出其医德之高尚。

中医界之抗议举动,得到了上海各大报馆的同情。从3月初开始,中医界开始在上海《新闻报》、《申报》上发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大会之通告、通电。这些报社也陆续发表社评,给予舆论支持。上海其他社会团体也予以支持和声援,尤其是商联会及国货会之通电,对卫生部及中央卫生会议猛烈抨击,促其收回成命。

余云岫虽然批评中医最为激烈,却始终以研究的态度待之。据胡适日记记载,1929年12月15日晚,他与余云岫等人一起吃饭,饭桌上谈及中医问题,“余先生批评中医最有力,他亦承认旧时验方中有研究之价值”。余云岫虽然推崇西方医学却并不媚外,他行医时一般不用国外进口的西药,而常常使用国产的药物,这在当时有崇拜舶来品风气的上海是非常罕见的。他曾经说过:“中国也有好药,外国也有坏药。国内有自制新药与舶品的新药功效相等,我们医生就应采用自制新药。医生用药是在治好病,非不得已时,何必用舶来品呢?”

衷中参西 革故鼎新

上海中医界之抗议、抗争举动,引起了社会各界之关注。废止中医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学理讨论”,而成为一种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也不仅仅是医界内部之争论,而是社会上议论之话题。天津、杭州、苏州、南京等地中医界纷纷发表通电,支持上海中医界抗争举动,派人参加全国医药团体大会,并致电国民政府卫生部,请求取消决议案。

余云岫在全国卫生会议上所提议案与他否定中医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其议案中的“旧医”就是中医,而新医则指西医。当时中医自称国医,表示这是中国固有的国家医术,与国语、国文、国旗、国歌、国剧等并称。西医对此极为不满,于是就把中医叫做“旧医”,他们自己称“新医”,暗示中医是腐朽陈旧的东西,而西医则是现代、新生的科学,将来一定会新陈代谢的。当然,大多数西医确实有推进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现代化的目的。

章次公富有革新创造精神,不厚古薄今,勇于吸收新知,积极进取,提出对中医学理论要加以整理和提高。在20世纪上半叶,面对中西医并存的局面,章次公提倡中西医结合,对中医应“舍似存真”,要“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发皇古义”即重视经典著作,研究探索和阐明中医传统理论精髓,并使之发扬光大,很好地传承下去;“融会新知”则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新的知识、新兴学科之长(包括现代医学检测手段)而加以融合,为我所用。“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是章次公一生所奉行的治学理念与事业宗旨。

中医界反抗废止中医案,一开始便不与西医就中医优劣问题作学理上的讨论,而是逐条批驳余岩等人废止中医之理由,并将中医存废置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论辩。3月11日,上海医界春秋社等8团体发表通电,指责余岩利用卫生部和中央会议等行政手段,打压中医界,将其废止中医上升到“摧残国粹学术”的高度。他们一再申明,“中医自有中医诊断之法,勘定病别之类,”并非“巫祝谶纬之道”。针对余岩在提案中指责中医“反动”之语,中医界声称中医完全合乎三民主义,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是“极端之民族主义”。这种驳难,显然已非学理争论,而是意识形态化之政治攻击,是将中医存废问题提升到是否拥护三民主义的政治层面,争取政治上之优势。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医界反而指责西医界废止中医乃违背三民主义之举,并喊出了“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等政治性口号。

废止中医一事从开始就得到汪精卫的支持。汪素以革新派领袖自居,他非常赞赏日本的明治维新,常发表演讲说明治维新的第一件事便是废止汉医,只有如此,国家才能富强,人民才能安康。代表汪精卫参加全国卫生会议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褚民谊。此人是汪的连襟,为医学博士,担任过广东医学院院长,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军医处处长,留守广州。抗战期间褚民谊随汪投敌,成为汪伪政府核心人物之一,1946年以汉奸罪被处死。褚在会议上的讲话重弹汪精卫老调:中国卫生行政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医中药。要使行政走上正常轨道,就必须取消中医中药。日本之所以强大,全靠明治维新,而明治维新中的一项着名运动即是废止汉医汉药。所以,要由卫生会议负起责任,通过全国专家拟定提案,交由政府执行,才能算是完成革命大业。

针对当时中西医相互攻击的状况,章次公曾感慨道:“中西医如果依旧深划鸿沟,相互攻短,那无疑是开倒车,阻碍医学的发展。”他曾经这样比较过中西医:“中医的诊断,有些地方不及西医,但也有其突出之处。不但诊断如此,中医的一切都是从综合、整体着眼,不同于西方医学片面地过于重视局部的变化。如果既从整体着眼,又注意局部的病灶,则辨证论治当更为精切,更接近于了解事物的本质。”他认为中医治病以四诊八纲、辨证论治为主,从整体着眼,这是中医的特长,如能运用现代科学的诊断方法,加强对疾病的认识,那就更加完善,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扬中医学的长处,从而提高疗效。

与废止中医关系密切的还有药界的“饭碗问题”。故中药界与中医界始终统一行动、团结合作。同时,废止中医药,涉及到了全国各地数百万中医药从业人员的生计问题。中药材之销售额,每年数以亿元计,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医若废,全国中医药从业人员包括中医师、药商、药工、药农便失去生计,政府也失去大笔利税收入。同时,由于国产西药无法满足需要,只能大量依赖进口,增加贸易逆差,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负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医界明确打出了这样的旗帜:“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公开宣告提倡中医中药之目的是:“促进健康,强种强国,维护民权;职业自由,扫除障碍,张吾民权;发挥天产,推销中药,富裕民生。”

2月26日,上海《新闻报》率先将此事公诸于众;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出版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公布“废止中医案”。

20世纪30年代末,他挑选病人作为示教病例,并邀请李邦政博士于晚间来诊所里为他的学生讲授物理诊断,如叩诊、听诊等,还讲授化验诊断、西医内科学等,他从中学到不少西医知识,并撰写了《中西医学名词对照》的论文。章次公亦撰文,说自己既“追随陆渊雷、徐衡之两先生问业于余杭章太炎先生之门,倡言中医改进”,又“与西医中积学之士何云鹤等上下议论,反复研讨”。他认为中西医学的理论体系虽然不同,而其研究对象、目的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防病治病,增进人类健康。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人类同疾病进行不懈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发展中医须参合现代医学理论,取长补短,西医在诊断与鉴别诊断上注重实据,确有独到之处,应该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中西融会之。当然,“欲求融合,必求我之卓然自立”,要坚持中医特色,不可全盘西化。

中医界对废止中医案所进行之规模宏大的抗争,同样“刺激了上海的西医界的反感”。西医界激烈主张废止中医之代表人物余岩、汪企张、胡定安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之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中西医界围绕中医存废问题展开之论争,互相攻讦讥讽,互相指责警训,充满了火药味,并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

中医代表团赴南京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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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上海中医界发起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如期举行。大会宣言对西医界操纵中央卫生委员会,藉其参政之势力摧残中医的做法进行了猛烈抨击,强调“中医之真价值,决不在西医之下”,并明确了此次抗争之具体目标:“消极的据理请愿政府,迅撤消原案并惩戒提案人余岩;积极地努力书报刊物,广设医校医院以及一切求学术之改良进步,为民众之健康皆有具体计划,非孜孜为个人之生活计也。由此目标协力进行,不达目的誓不中止。”为了将抗争进行到底,大会推选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组成赴京请愿团,张赞臣、岑志良为随行秘书,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单位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提案。当天晚上,请愿团在各地来沪代表的欢送下登车赴京。

沸沸扬扬的“废止中医案”,惊动了谢利恒、陈存仁、张赞臣等几位沪上着名中医,在他们联络下,1929年3月17日,来自全国15省、243县、4市的中医代表共计281人到上海参加集会,商讨对策。

中央卫生部某副部长在上海听到了有关章次公的种种传奇,便到其诊所考察,观察后,认为章次公医道高深,医术高明,堪当重任。

至此,全国中医界为保存中医而进行的生存抗争,已经成为国民政府需要注意及应对的政治问题了。

统一中国有功,守不住江山有罪蒋介

1955年11月,他被调到北京,任卫生部中医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院务委员、中南海保健医生。章次公到京,正赶上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患重病诊治。林老已69岁高龄,久病体衰,既不能进食,也无法休息和睡眠,诸医束手,下过两次病危通知,周恩来总理十分焦急。卫生部派出秦伯未、徐衡之、章次公等为中医专家组成员。白天他们察看了林老的病情,当天深夜,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会诊并当即指示立即成立中医抢救小组负责救治,组长为章次公,组员由章次公选定,于是当天参加会诊的中医都成为组员。

由于废止中医案是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的中央卫生会议讨论通过的,故中医界奋起抗争后,除了将矛头直接对准西医界并发生激烈论争外,自然也将抗议矛头指向了卫生部。面对全国中医界发起的强大舆论压力,卫生当局采取了息人宁事之法,以便平息纷争。

章次公成竹在胸,拟方用一味大剂量野山参炖汁,少量频服。开出方子之后,他守候在病床边。林伯渠不能口服,一服即呕吐。大剂量野山参煎好后,章次公让护士用棉球蘸上参汤,对着林伯渠的嘴挤,一滴一滴地喂,喂喂停停。随着参汤一滴一滴地渗进,林老呃逆逐渐减轻。总理大喜过望。章次公又嘱用新糯米煨稀粥。参汤、米汤交替着喂下去,林伯渠又渐渐地睡着了。两天后病人开始吃稀饭。不久,逐渐康复。

3月20日,中医请愿团从上海赴南京。21日到达南京后,请愿团向国民党三全大会、中央党部、行政院等处请愿。当时,国民政府内部对中医存废问题意见并不统一。以汪精卫、褚民谊为代表之部分政要主张废止中医,而以谭延闓、于右任、林森、陈果夫、焦易堂等国民党政要,则主张保存中医,并对褚民谊之举非常反感。而卫生部长薛笃弼,则作为冯玉祥的心腹,本身对中医存废并无定见。故中医请愿代表采取了相应策略:争取得到主张保存中医之国民党元老的支持,将工作重心放在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中央党部方面,而对卫生部则暂不理会。这一招果然奏效。谭延闓、张静江、李石曾、于右任、林森、戴季陶、陈果夫等国民党要员,均对中医有好感,对属于汪精卫一派的褚民谊倡议废止中医举动颇为反感。

“简直是奇迹!”人们小声议论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治疗开始不久,章次公就断定林伯渠将会产生饥饿感,早早备下新米汤,真是料事如神!后人评之曰:“糯米粥,黏而持久,味淡而平和,与人亲和性强,极妙。章老善思,功力久积。”真是奇人,奇药,奇效!这个奇迹正是在博大精深的中医辨证论治扶正祛邪的理论下取得的,扶正才能祛邪。

中医界掀起的全国性抗争活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也影响着社会安定与政府威信。刚刚统一全国之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而引起社会较大之动荡。故当中医界掀起大规模抗争后,国民党多数政要对西医界利用中央卫生会议废止中医案之举异常不满。处于风头浪尖上的薛笃弼,自知在国民政府中地位的尴尬,急于化解与中医界的冲突,将这场风波尽快平息。故他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他向请愿代表当面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消一切禁锢中医法令。

周总理命卫生部组织病案讨论,以汲取教益。孰料讨论会变成了中西医争功会,主持者只得暂时休会,向总理汇报。总理放下手边的工作,赶到会场,听取扼要汇报后,沉吟良久,他环视会场,目光扫过每一个人,语重心长地说:中医好!喜悦浮现在中医们的脸上;周总理稍作停顿,又说:西医也好!西医的脸上顿时春暖花开;周总理紧接着说出第三句话:中西医结合更好!大家热烈鼓掌。会议结束前,周总理单独接见了章次公,给予鼓励。

这次中医请愿活动之成功,除了中医界团结力争外并造成浩大声势外,显然与国民政府政治派系间的矛盾有一定关联。以谭延闓、于右任、林森、陈果夫等人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元老派,不仅对汪精卫、褚民谊一派反感,而且对冯玉祥、薛笃弼等地方实力派同样反感。中医界利用其矛盾,依靠政府之元老派力量而攻击主张废止中医之汪派、冯派,从而使冯派控制之卫生部屈服。故中西医间的矛盾与论争,不仅从学理层面扩展到文化层面,进而扩展到社会层面,甚至还扩展到政治层面。不仅中西医争论逐渐意识形态化,而且中西医争论开始卷入了政府各政治派系间的矛盾及政治漩涡中。如果说这次中医存废之争开了医药界“依傍”政治势力互相攻讦之先河的话,那么此后中西医之间的争斗,都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化色彩,暗含着政治派别互相争斗的内涵。如此一来,中西医间之论争,更难为冷静客观之纯粹学理讨论。

中医界之抗争及请愿活动,迫使中央卫生会议通过之“废止中医案”取消,中医药重新获得了生存机会和空间。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中医界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实际上,中医之生存危机并没有消除。不仅西医界及政府轻视、歧视、排斥、打击中医的政策并未根本改变,政府及西医界对中医的打压之势亦未根本减弱,而且中医界谋求10多年的将中医学校纳入学校课程体系的努力并未能实现。当中医请愿代表返回上海仅仅一个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便发出布告,通令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不久,为西医把持之卫生部亦通令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并禁止中医参用西法西药。故又引发了1929年12月的第二次抗争风潮。中医代表再次赴京请愿。随后,中医药界集会、抗议、请愿、游行、罢市、绝食,为中医药之生存延续而斗争风潮,不绝于耳。

余岩为代表的西医废止旧医之最重要理由,乃为中医不合近代科学。在科学主义高扬的时代洪流中,只要中医理论在科学上没有根据,中医理论不能以科学来解释,也就无法得到科学的承认。得不到科学承认的中医,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便会受到怀疑,中医的生存危机便难以得到根本消除。故此,在围绕中医存废之论争中,中医不合科学之特性已被充分揭示出来,政府及西医界以中医需要改良、中医需要科学化为由,向中医界施加强大压力,迫使中医向科学化迈进。即使是那些不赞同废止中医者,也多主张中医应该改良、整顿、革新,应该科学化。经历了此次生死抗争的中医界不少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中医革新、中医科学化的迫切性。

这样,在这次生存抗争中幸存下来的中医界,为了谋求自身之生存,不得不开始对中医理论进行革新和改良,不得不接受中医科学化主张,自觉地进行中医科学化尝试。同时,西医界在这次论争中尽管未能达到废止旧医之目的,但却迫使中医自身进行改良,并开始走上科学化道路,未尝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胜利。

中医科学化的实质,就是用近代西方科学方法及科学原则整理中医理论,将中医纳入到近代科学体系中。因中西医学分属两个性质不同之知识体系,用西医方法和近代医学标准促使中医科学化,未必是中医的真正出路。故后人对中医科学化之得失褒贬不一。但在科学主义盛行之年代,中医为了寻求生存与发展,还有另外更好的道路可以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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